在琳琅满目的物象和现代技术的制造物充塞耳目的时代里，任何相对自足的领域、概念、意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叩问。现象与现象、意义与意义、此领域与彼领域之间迅速地沟通和结盟、传递与变形，使得一个想解读现象的个体必须更换有些落伍的从现象到本质的狭隘思路，去接受一种更宽泛的视野，更有创意性、更自由的解码方式。
当人文知识分子眼见公众生活、日常生活空间日渐丰富、异质、多样，他或她已不能够处之泰然地把自己捆绑在各自为政、相对独立的学术传统中。他们质疑那种拒绝、闭目塞听的姿态是否已造成他们在文化感召力、意义生产上的困境？曾被人们所熟禾念的经典文本，曾经令人温暖、颇有亲和力的文学形象已普遍地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像复制品的侵扰，那种由阅读带来的古典式的文化魅力与现代技术创造的声像快感是否具有同样的价值？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诠释除了通过细读领悟文本修辞、文学形式的审美价值之外，是否还应该从趣味的选择、阅读习惯的区分、阅读文本与阅读主体之间的双向建构，从文字文本与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领域间复杂的权力支配、反叛、认同关系中读出更为丰富的意义？一系列的问题逼迫文学批评者质疑既定的学科建制、传统的批评范畴的合法性。
种种令人尴尬的现实使批评界意识到由传统的学院建制所形成的批评阐释体系，在面对文学、文化现象的巨大变迁时显得力不从心，文学研究需要与社会、政治经济分析相联系，需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这样，当代西方学术界方兴未艾的、异常活跃的“文化研究”无疑为我们走入更开阔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文化研究发端于五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一批具有平民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其中雷蒙·威廉斯，这位伯明翰学派早期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将文化从传统的思想、艺术经典或者人类精神成果的文献式记录中带到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威廉斯在《文化的分析》一文中提到“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述，同时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他使得那些在经典的、资产阶级精英式的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内容，在文化研究中凸显出来。威廉斯使文化研究进入日常领域，进入生产组织、家庭结构等社会生产、交流的制度结构中。尽管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受到后起的文化研究者的批评，认为他过于重视经验分析，而忽视了个人经验受制于社会总体结构，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威廉斯为文化研究初期的“文化主义”倾向定下了基调。
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从早斯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他们注意到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日渐繁复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注意到大众文化、媒体在个人和国家、民族、种族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建构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与他们接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与早期“文化主义”在方法上相对的“结构主义”方法。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的研究：两种范式》文中总结了这两种研究倾向，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改变了笛卡尔、康德的主体哲学所确立的“自我”，他认为这个先在的、本质的“自我”是个神话、虚构。主体性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用意识形态来想像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来看待我们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启发文化研究者分析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机构对个人记忆、文化身份的建构作用，意识形态成为解释、说明个体经验的前提和支点。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将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决定位置，个体的人的能动选择、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此时，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重读，使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局限。葛兰西曾经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所谓文化霸权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压迫反抗的单一关系，文化霸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激活了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而将二者综合起来并出色地发挥运用的是霍尔，他的成果影响到美洲、大洋州等地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体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与它在形成之初所具备的批判意识、入世精神不无联系。七八十年代以来，如潮的商品和物包围了我们，资本的全球化切实地影响到个体的生存经验，文化研究者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像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所说，由学校、宗教、文艺团体塑造着个体意识，大众文化、传播媒体发挥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化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之外，更加投入地进行传媒、大众文化研究。他们大胆的借用后结构主义者，诸如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的理论，广泛地采纳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当代的文化研究就像披着一件华丽的外衣，上面缀满了理论界的七彩宝石，希望将更加绚烂多姿的现象世界囊括进这件外衣中。
文化研究的这种吐故纳新、包罗万象的理论冲动，一方面体现出人文学者心怀天下的政治意识，他们希望在学术中保持一定的政治姿态，借此更为深刻地反思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批判资本主义学院建制的权力分配，介入社会公共空间的文化生产中。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在物的社会里，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空间日益边缘化的处境的焦虑，他们希望通过各种理论的联合重获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和对大众的文化感召力。
如今，中国的批评界、理论界已意识到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必要，《文化研究读本》正是这种理论探索的产物。全书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经济学”与“传媒研究”等几个部分，系统地译介有关文化研究的历史起源、理论方法的著名文章，以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的进程。书中文章涉及诸多的研究领域，如研究者分析文化现象的形成机制，文化如何对个体生存者的主体性的积极建构，或者个体作为能动的消费者，在隐秘的、私人化的享受中消解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等现象，这些文章作为文化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记录了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在《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一文里，布尔迪厄从社会学体系进入到文化空间的分析，他运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理论，解读相对独立的体育空间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权力分配的关系，分析文化区分与社会阶级区分的微妙联系。
译介西方理论并不意味着受制于西方理论，在得益于西方文化研究的同时，我们也迫切地意识到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理论形成的必要。
